窗外的积雪融了又落。谢言手腕上的伤疤已经愈合，只留下一道浅粉色的痕迹，但每当阴雨天还是会隐隐作痛。
江砚的书房里，实验笔记的内容正在悄然改变。最新几页不再记录心率数据和应激反应，而是写着：
?12月3日，早餐吃了半碗粥，比昨天多喝了几口牛奶。
?12月10日，在窗边看了十分钟的鸟，表情很安静。
?12月15日，做噩梦惊醒三次，每次叫的都是我的名字。
这些看似平淡的记录，是江砚最近养成的习惯。他依然保持着严谨的观察，只是观察的重点已经从实验数据转向了更细微的日常。
某天午后，江砚在书房处理邮件，谢言就坐在窗边的地毯上看书。阳光很好，但谢言总是下意识地避开光线直射的位置，依然习惯性地蜷缩在阴影里。
“把窗帘再拉开些。”江砚突然开口。
谢言愣了一下，还是听话地起身，将窗帘拉开了一些。阳光洒在他身上，他不适地眯了眯眼，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即躲开。
这个细微的改变让江砚笔尖一顿。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，是在一点点试探谢言的承受边界，既要让他适应光明，又不能让他感到恐慌。
这比单纯的囚禁要难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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